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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达斡尔族祖先——契丹

巴图宝音
(北京民族大学教授、研究员)

 
2005-07-06
 
 
 
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
 

2002 年 6 月至 10 月,首都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 7 月中旬,北京达斡尔联谊会活动期间,我和 70 多位各地来的达斡尔族同胞一同看过这个展览。大家在详细观览祖先留下的遗物时颇有感触。我感触最深有两点: 1 、从遗物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契丹因为善于向汉族学习,其文化在辽代就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正因为这样,辽亡后北迁到黑龙江以北的契丹后裔——达斡尔族,才被英国学者拉文斯坦和俄国学者巴赫鲁申等外国专家学者描述是当地土著中具有先进文化的民族。这和祖先在辽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2 、祖先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工具及其它习俗,都能以我们现在的达斡尔人中找到,这就是先民和后裔的文化传承关系。

8 月 1 日 的《北京晚报》以《契丹文物展迎来“寻亲团”》为题做了报道。报道说:“展厅里来了二十几位特殊的观众——来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不仅是为了欣赏辽代墓葬中出土的精美文物,同时也是为了追忆他们先祖的‘遗物'。据他们介绍,他们都是 1000 多年以前那个强大民族——‘契丹'的后人。据有关专家测算,契丹在最强大时其人口总数大约在 150 万左右,北京是辽南京城所在地,在契丹统治时期是辽朝人口最多的城市。在 200 多年以前由官方修订的一本有关辽史的书中,将契丹的一支‘大贺氏'改称为“达呼尔”,而‘达呼尔'又正是‘达斡尔'的谐音。……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专门进行了不同种族人体基因与契丹人基因的比较,他们从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抽取了 56 位纯达斡尔人后代的血样与以内蒙古赤峰地区出土的 10 具契丹古尸做基因测试。测试结果证明达斡尔人的基因与契丹人的基因最为接近,其次才是鄂温克人、蒙古人和汉人。由此可见达斡尔人最为接近契丹人。”

《北京晚报》的这一报道,与 1998 年 12 月《北京青年报》的报导是一致的。那篇报导说:“在京郊某处一间实验室里,该项研究(即指人类基因研究)负责人吴东颖说,科学家们已成功完成了古代契丹人与现代达斡尔人和云南‘本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认定实验,确认达斡尔人与‘本人'都是契丹人后裔,但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更近,‘本人'是契丹男性戌边时与当地女性通婚后产生的后裔。”

上面两则报导,都以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了契丹就是我们达斡尔族的祖先。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我建议我故乡的学术团体——黑龙江省达斡尔学会和齐齐哈尔市达斡尔学会,在庆祝学会成立 20 周年时,应对族源研究做个阶段性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步研究做出决策。做为学会领导班子,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族源研究中的其它说法,如蒙古说、匈怒说等等还是可以让他们争鸣下去,这不妨碍对于我们祖先契丹的确认。然而,做为学会领导班子成员,又要注意掌握正确的学术导向,不能无休止地停顿在寻找祖先这一问题上。祖先现在已明确,就是契丹。可是明确了就不等于完事大吉。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说我们是契丹的后裔,是汗的后代都是正确的。汗的后代,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而是指萨吉哈勒迪汗的后代。那么,萨吉哈勒迪汗的原型,到底是谁?是契丹始祖奇骨可汗呢,还是遥辇氏联盟时期的鲜质可汗呢?还是其他哪一位可汗 ?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明确。另外,契丹的古代史和辽史都需要深入研究,需要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研究的精力是否多引向这一方面!

《北京晚报》提到“ 1000 多年以前那个强大的民族——契丹”,这提法是符合史实的。“契丹在最强大时其人口总数大约在 150 万左右。”《北京晚报》 引有关专家的这种测算也是符合史实的,要是没有这样规模的人口,建立那样强大的辽国是不可能的。史料记载,那时候光军队就有 70 万人。其中纯契丹军人约有 30 至 40 万人。当时强大得不仅闻名亚洲,也闻名于欧洲。俄罗斯人知道中国是从契丹知道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仍称中国为“ Kitai ”,而“ Kitai ”正是契丹。西班牙的航海家哥伦布当年以本国出发时,并不是为了发现包括现今古巴在内的新大陆,而是为了寻找东方强大的契丹。这些都说明契丹当时的强大。

现在我国的首都北京,是当时辽国的五个京城之一,是辽国的南京,是五个京城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这在《北京晚报》中也有报导。当时也叫析津府大都,以后蒙古人叫“元大都”那是沿袭辽代的旧称呼。辽国的其他四个京城就是上京临潢府(现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部;上京就是国都的意思)、中京大定府(今内蒙赤峰市宁城县大阴城老哈河北岸)、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北京做为当时辽国最大的都市,人口最多的都市,也是文化最发达的都市。除了象内蒙古那样,出土不少珍贵文物外,地面上的寺庙佛塔各种古迹文物也多得很,象规模最大的有云居寺和大觉寺等等。云居寺,我和鄂景海去看过,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里经国家投巨资修建了一座现代科技手段管理的“石经库”。里面珍藏着 14278 块石刻佛教大藏经,即“契丹大藏经”,云居寺也是以此珍藏著称于世。那刊刻规模之大,历史之悠久,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是世界上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之最”、“北京的敦煌”。 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当时的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时,曾亲临云居寺参观;参观中他曾提出,用一块石经那么大的黄金换一块石经,将 14278 块石经,全部换去。石经一块有多大?就象砌古城墙的青砖那么大, 14278 块这么大的黄金,可想而知,那是价值连城的天文数字。然而,遭到我国婉拒。那时我国经济虽然还很困难,但也不能把契丹大藏经换出去,因为契丹大藏经是达斡尔族祖先契丹人留给我国的无价国宝。今年 8 月 7 日,是契丹石刻大藏经在云居寺出洞被发现的 45 周年经念日,《北京晚报》 8 月 6 日 报导说:“专家认为,云居寺塔及石经,代表一种独特成就,是一种创造性天才的杰作。”它“具有的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和教育六大价值,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提供一种独特的见证。”前不久,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 利尔 博士,在对云居寺及石经山进行详细考察后指出,云居寺塔及石经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和《文化遗产评审标准》第二条和第六条。云居寺在 1998 年,就已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现在,云居寺管理处正在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们成立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正在进行文化遗产的资源评估,并开始制定申报规划,起草申报文本。我出来前的《北京日报》报导说近日在云居寺附近的山上又发现了一处贮藏石经的石窖,这样他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希望就更大了。

8 月 1 日 的《北京晚报》还提到 200 多年前把契丹一支“大贺氏”改称“达呼尔”的事,那是清朝乾隆皇帝钦定八旗民族通谱时候的事儿。乾隆皇帝是有高深文化造诣之君,对历史也颇有研究。他对此事说得没错,大贺就是达呼尔,也就是达斡尔,但它是达斡尔族中的一个哈勒,在古代一直担任包括很多民族组成的大贺氏联盟的联盟长,一直到大贺氏联盟衰败为止,共有 8 个联盟长由大贺氏世袭,同时也触唐朝任命为松汉都督府都督。大贺氏也就是达斡尔哈勒,清初在黑龙江北率索伦部抵抗努尔哈赤武力征服索伦部的索伦部长博穆搏果尔就是达斡尔哈勒人,后来在嫩江县也有过达斡尔哈勒的后裔。这都是大贺氏的直系后裔。后来,达斡尔哈勒消逝了,其后裔不知改成什么哈勒了,还需要深入探讨。接替大贺氏联盟掌管契丹的是遥辇氏联盟,历史资料也是为鄂辇氏,也就是传至现在的鄂嫩哈勒。他们也世袭了 9 个联盟长。在最后一个联盟长痕德堇可汗时,掌管军事大权的夷离堇正是世里没里氏的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建了辽国,当了辽太祖,遥辇氏联盟至此结束。耶律本来不是姓氏,是由大贺氏、遥辇氏后裔和皇族世里没里氏共同组成的耶律新姓氏。

8 月 1 日 《北京晚报》报导的人类基因科研结果,除了达斡尔人最接近契丹外,还提到鄂温克人、蒙古人、汉人也接近契丹,但不如达斡尔人那么近。这问题怎么解释呢?这和契丹人最强盛时人口有 150 万人和辽亡后其后裔达斡尔人只剩几万人有关系。除了几万达斡尔人外,其余的契丹人都去哪儿了?除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契丹人去中亚地区也建了西辽国外,其余都融合于东北、内蒙、河北、山西一带的蒙古族、汉族中了。我在内蒙时,就有几位汉人,来呼和浩特找内蒙古民委,说他们是契丹人,要改成达斡尔族,这就是与汉族融合的契丹人的典型例子。有一次,我和孟志东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找萨义尔同志。因萨不在,由人大民委办公室主任敖××接见我们,他是蒙古人。他在交谈中,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蒙古人,他说蒙古族没有正月十六时未黑脸之俗,可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蒙古人就有此俗,他说可能就是契丹变的蒙古人。我校中文系有位教授是契丹后裔,可她说“愿意拜在成吉思汗 下,”这也是契丹人为蒙古人的实例。所以,住在莫旗的蒙古人、汉人也接近契丹人的基因,就是这个道理。至于鄂温克族,除互相融合外,他们与达斡尔族长期联姻也有关系。云南契丹后裔“本人”也是契丹后裔,但比起达斡尔族、他们的基因远了一些,因为他们和云南的 13 个民族联姻已有几百年了。

总之,我们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契丹是我们达斡尔族的祖先,这是毫无颖问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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